第49章 被接走

车开了一个多小时，停在一栋楼前面。

祁晏深被抬下车，放在一张轮床上。

轮床推过走廊，走廊很长，天花板上的灯一排一排地亮着，白晃晃的，照得他眼睛疼。他眯着眼睛，看着那些灯一盏一盏地从头顶掠过，像是有人在放一部很快很快的电影。

他被推进一个房间。

房间不大，十平米左右，有一张床，一个床头柜，一把椅子。

墙上贴着白色的瓷砖，瓷砖的缝隙里填着灰色的勾缝剂，有一道缝己经裂开了，露出底下的水泥。

窗户关着，窗帘拉了一半，能看见外面的天，灰蓝色的，有几朵云。

他被抬到床上。

床单是白色的，很硬，像是被浆洗过很多遍，摸上去沙沙响。枕头也是白色的，很薄，里面装的不是棉花，是荞麦壳，躺上去窸窸窣窣的。

有人给他换上了病号服。

蓝白条纹的，棉布的，很软，但很旧，领口的地方有几个小洞，是洗了太多次磨破的。

有人给他扎了针。

输液管从他手背上伸出来，连到床头的输液架上。药液是无色透明的，一滴一滴地往下滴，滴得很慢，像是在数着什么。

有人给他量了体温。三十九度五。

有人给他打了退烧针。

有人在他耳边说了句什么，他没听清。

右耳只能听见闷闷的声音，像隔着一堵墙。左耳什么都听不见，只有持续不断的、高频率的、像蝉鸣一样的声音在里面响。

然后门关上了。

房间里安静了。

祁晏深躺在床上，看着天花板。天花板是白色的，有一块水渍，形状像一只蝴蝶，翅膀张开，像是在飞。他看着那只蝴蝶，看了很久。

他想起小时候。

很小的时候，大概西五岁，他发高烧，躺在自己的房间里，看着天花板上的水渍。

那时候他住的房间不是现在这个，是老宅东边的一个小院子，院子里有一棵桂花树，秋天的时候满院子都是桂花的香味。

那时候母亲还在。

她坐在床边，用毛巾蘸了温水敷在他额头上。毛巾凉了就换，凉了就换，一晚上换了二十多次。她的手很软，很暖，指尖有茧，是绣花磨出来的。

“晏深，”她轻声说，“闭上眼睛，睡一觉。睡醒了就好了。”

他闭上眼睛。睡醒了，烧退了。母亲还在。

后来母亲不在了。

他躺在病床上，看着天花板上的水渍。水渍的形状像一只蝴蝶，但翅膀的边缘是模糊的，像是被水泡过，快要化掉了。

他的嘴唇动了一下。

妈。

没有声音。

只有输液管里的药液，一滴一滴地往下滴。嘀嗒，嘀嗒，嘀嗒。

门被推开了。

进来的是一个护士，二十多岁，圆脸，戴着口罩，只露出一双眼睛。眼睛是黑色的，不大，但很亮。她推着一辆小车，车上放着几个药瓶和一卷纱布。

“祁先生，”她说，“换药了。”

她走到床边，把被子掀开一角，露出祁晏深的背。背上的烙印己经被纱布盖住了，纱布上渗出一片黄色的液体，是组织液和脓的混合物。

护士把纱布揭下来。纱布粘在伤口上，揭的时候扯了一下，祁晏深的虎尾抽了一下。

“有点粘连，”护士说，“忍一下。”

她拿棉签蘸了碘伏，涂在烙印上。碘伏碰到伤口的那一刻，祁晏深的背猛地缩了一下，像是被电击了一样。他的手指攥紧了床单，指节发白。

护士的动作很快，很利索。涂完碘伏，涂药膏，贴上新的纱布。整个过程不到两分钟。

“好了，”她说，“明天再换。”

她把旧纱布扔进垃圾桶，推着小车走了。

祁晏深趴在床上，看着窗外。窗帘半拉着，能看见外面的天。天己经黑了，路灯亮了，橘黄色的光从窗户照进来，落在地板上，一小块，像是一片被剪下来的光。

他的嘴唇动了一下。

凌曜。

没有声音。

只有风，从窗户的缝隙里吹进来，凉凉的，吹在他脸上。

凌曜躺在医院的病床上，看着天花板。

他的左肩打了石膏，固定住了，不能动。右腿膝盖上也缠着绷带，肿己经消了一点，但还是青紫色的，像一块快要烂掉的茄子。嘴角的伤口结痂了，黑红色的，一小块，像是贴了一片小小的创可贴。

病房比祁晏深那间大一点，有电视，有冰箱，有沙发。

床头柜上摆着一束花，是粉丝送的，卡片上写着“凌曜哥哥早日康复”。花是百合，白色的，花瓣上还带着水珠。

陈序坐在沙发上，翘着二郎腿，手里拿着平板，屏幕上是一份合同。